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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危机显现就晚了”

2019-07-21 10:27:52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核心提示:黄文政在从事中国人口方面独立研究时,总喜欢使用“对自己更不利的数据”,以此希望能得出更严谨和保守的结论。

黄文政在从事中国人口方面独立研究时,总喜欢使用 对自己更不利的数据 ,以此希望能得出更严谨和保守的结论。

二胎政策在学界的争议从未间断。

放开二胎会带来哪些变化,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哪些重要影响?对此,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专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其专门就人口结构进行研究且著有文章。

生育率问题

记者:目前人口学领域的不少学者在呼吁放开二胎,这一呼吁的现实背景是什么?

黄文政:很多证据显示,中国已经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也就是说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也难以大幅提升生育率。至今世界上没有一个低生育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成功地把生育率提高到替代水平。

中国即使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如果鼓励生育不成功,人口从2040年开始至本世纪末的60年间将从14亿降至7亿甚至更少,年均减少幅度为1%以上,下降相对速度是过去20年经历了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的数倍以上。在这个衰减的过程中,中国人口将极度老化,到2050年左右,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40%,是现在的 倍左右。

长期低生育的后果是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这将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国力,乃至文明传承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放开生育,并在生育率反弹之后再度降到替代水平之下后鼓励生育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越早越好。

记者:但是现在仍有不少违规超生的现象。生育率真有那么低吗?

黄文政: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我们假设一个例子:一个社会中,一半的家庭只生一胎,另一半生三胎。

如果我们看孩子的话就会发现,只有25%的孩子是独生子女,而三胎家庭的孩子占75%。但是生育率(出生人数 育龄妇女人数)是2.0,低于替代水平2.2,人口最终会减少。这里还没考虑不婚青年和丁克家庭。也就是说,即使社会普遍是两三胎的孩子,只要存在很小比例的独生子女,生育率就低于替代水平了。

适度人口没有明确界限

记者:长期以来,对于实行严格计生政策的争论中,资源反复被双方提及。对于环境资源与人口的关系,您怎么看?放开二胎是否会对资源造成压力?

黄文政: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这种比较有极大的误导性。由于自然资源的分布极不均匀,少数资源丰富国会拉高世界平均值,也就是我们 被平均了 。

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少于世界平均。

中国的缺水是地区性的,并非全国性的。不能因为部分地区缺水就减少全国人口。水资源丰富的美国,其南加州就比北京还缺水。即使在水资源最丰富的巴西,其西北地区依然非常缺水。

记者:但中国现在进口大量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铁矿石等。

黄文政:很高兴你提到这个问题。需要注意到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平衡的,甚至是顺差。 0年前,我们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比现在高,是自然资源的出口大国;现在人口比例要低,但却是自然资源的进口大国。这表明中国从一个出卖资源的低端经济体在逐步成长为一个靠制造和创造为主的相对高端的经济体。

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口规模和聚集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高超越了进口自然资源的价值。

记者:很多国人觉得中国的适度人口六七亿就好了,您是否赞同这一概念?

黄文政:很多人说过中国的适度人口是5到8亿,甚至 亿。国际学术界自1980年以后几乎没有任何严肃的学者使用这个概念,因为所谓任何适度人口所基于的假设都被证明是完全不可靠的,这些假设有一个小的变化,最后的适度人口可能就是20亿甚至50亿。我们 0多年前所做的推算基于的假设早就被证明根本不成立。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适度或者最优的人口数量?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的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的人口数量就是最优的。所谓最优的人口数量应该体现在亿万家庭的愿望中,而绝不应该受某些人的心理幻觉所左右,以至把假设条件中的某个指标随意下调就可以影响千万家庭的幸福,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

此外,在只看到人口的分母效应的观念之下,很多人自然会想象如果人口减少了一半,那么人均财富就会增加一倍。然而,这根本是种刻舟求剑似的幻觉,因为对财富来说,人既是分母也是分子,而且分子效应比分母效应更长效更宏观。分母下降,分子会降得更多更持久,最后导致人均相对更低。日本和德国的经历都印证了这点。

人口与社会问题

记者:近年来,民间对于放开二胎也有所担心,特别体现在交通、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匮乏上,更直观的表述就是 挤 。您认为这有直接联系吗?

黄文政:人既是社会资源的消费者,也是创造者。两相比较,创造要大于消耗,因此人类社会才会走向文明昌盛。

但是人们通常只看到消耗的一面,却忽视创造的一面。比如你觉得地铁挤,觉得周围少一个人可能那个位置就是我的了。但另一方面,少了一个人可能就少了千万分之一的交通需求、少了千万分之一财力,这些变化会导致地铁的建设、运营频次有微弱减少,但这种损失却是非常间接、长期的。如果人口长期大量减少,那么后果不难想象。

正是因为北京有大量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我们才有需求和财力来修建这么多地铁线路,会修建新机场。这些恰恰都降低交通成本,方便出行。反面例子比如孩子减少导致撤点并校,很多人口稀少的地方学龄儿童不得不为上学放学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

至于大城市的拥挤,那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人口聚集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在同等的人口规模下,城市的拥挤程度取决于居住和交通形式。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更有意愿和条件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密度较低也能达到效率的提高。相反,贫穷国家的城市普遍更拥挤,哪怕这些国家的人口更少。 0年前,中国城市的市区密度就比现在要大得多,虽然那时的城市人口远少于现在。

北京的交通拥堵确实是全球最坏之列,但这更多是规划的失误。而且,减少全国人口并不能解决北京上海的拥堵问题。俄罗斯人口过去20多年在下降,但莫斯科却越来越拥挤。

记者:很多人担心放开生育会导致就业困难,人口与就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黄文政:首先,现在我们每年出生的人口只有1600万,远远少于以前的水平。即使完全放开生育,出生人数在短期的反弹之后依然也会急剧下降,更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就业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平衡:一是劳动力供给,二是消费和投资需求。那么人口减少对就业会不会更好呢?在短期内有这种可能,因为年轻人减少,首先减少的是新增劳动力人口,然后才是逐步减少消费和投资需求。

但长期可能正好相反,因为人口的减少最终会反映在消费和投资需求更大的萎缩之上。

这是因为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是略偏正面的,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

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只有现在的1/5,但某些只有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

因此,减少人口最终可能加重就业困难。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这一切需求都是工作机会的源头。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老化和衰减,使得许多潜在的工作机会消弭于无形,整个经济缩减,规模优势下降。

记者:目前由于抚养成本的提升,很多育龄青年对生育望而却步。抚养二胎对家庭个体而言,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黄文政:没错,这正是低生育率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少子化越严重,单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反而越高。当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推高养育物品和服务的价格。

另一方面,少子化降低养育的规模效应,推高平均养育费用。按美国农业部(2012)的数据,家庭养育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的费用比分别是100、160、188。第三个孩子的费用只相当于第一个孩子的28%,所以养育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越高。中国找不到类似的数据,但少子化会降低养育的家庭规模效应确定无疑。而且,少子化也可能会降低养育的社会规模效应。

所以正是因为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导致单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居高不下,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压力的判断来自平均的养育成本。如果社会平均养育两三个孩子,平均成本不会这么高,愿意多生的人反而没有这么大压力。

因为社会结构已经适应少子化了,并不是放开生育大家就愿意多生的。真正要提高生育率必须要各种配套措施,从税收、教育、医疗、就业各个方面来支持和鼓励,让父母生得起,养得起。

放开二胎只是开始

记者:人口的老化和衰减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黄文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日本和德国是因为长期低生育率而最早老化和衰减的阶段的两个国家。过去20多年,一度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萎靡。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1年却比美国低10%,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但过去的低生育率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25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人口灾难也要更晚一些,可能会在10到20年之后才逐步显现。

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因为经济规模的不断缩小,家庭累积的名义财富将持续泡沫化,可能表现为投资收益低下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

总之,长期低生育率在前几十年会给经济带来有限的好处,但其后可能上百年要还债,代价要远大于前面的好处。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短期的好处,其长期代价是人口负债。高生育率实际上是在积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则是在释放能量。

记者:有学者指出,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的。您对此也持支持态度,这是基于怎样的现实判断?

黄文政: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极低水平,完全放开生育之后,在经过最多两三年的反弹之后,生育率又会掉到替代水平以下。而且因为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国育龄人口将下降一半左右,所以即使生育率维持在相同水平,出生人口也会大幅下降。到时,恐怕需要大幅鼓励生育才可能阻止这种趋势。

人口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至少有20到 0年的滞后期,等到低生育率导致人口危机的恶果凸显出来,再放开生育就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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